【编者按】这是一篇发于2013年的旧文，但是危废处置难的症结似乎仍未打开。
据专家预测，我国“十二五”期间危险废物产生量仍将持续增长，2015年将超过6000万吨。但是，目前全国持证单位利用处置能力仅为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危险废物产生量的50％左右，且设施负荷率不足40%。大型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和工业园区普遍没有配套的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和处置设施。危险废物焚烧、填埋等处置能力明显不足，且新建设施选址日益困难。“十三五”期间，我国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压力巨大，危险废物处置何其难。
企业危废核查工作到底有多难？上海市固废管理中心在企业的全力配合下，花了差不多1年的时间，才完成一家特大型企业的危废核查。2012年底，时任上海市固废管理中心副主任的王强告诉记者，“这家企业在编制危废管理计划和减量化方案时，提出让我们帮助进一步核实危废种类和数量的想法，我们也有试点开展产生源核查的考虑，一拍即合。”
仅核查一家企业的危废底数就如此费时费力，可以想象，要搞清楚全国众多企业的危废产生情况所面临挑战的艰巨性。
《“十二五”危险废物污染防治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要将危险废物污染防治作为“十二五”深化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狠抓产生源头控制，进一步提高无害化利用处置保障能力。同时，这一规划还明确了开展危险废物调查、积极探索源头减量、科学发展危废利用和服务行业等9项重点任务。
2012年底，中国环境报记者前往上海调研采访危废处置管理情况。上海是国内开展危废污染防治和管理工作最早的城市之一，其危废处置和管理水平也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但仍面临着摸清底数、提升处置能力、提高监管水平等诸多挑战，而这也是当前国内危废污染防治遇到的共性问题。
一场不了解“敌人”的硬仗
危废底数核查耗时费力，危废鉴别需要权威体系
“设施很多，工艺和产物也很复杂，也没有太多的相关经验，要核准、核实的技术难度很大。”王强认为，对企业的危废核查需要依托专业技术力量的支持，更离不开企业的全面配合。
摸清底数是我国危废管理工作中面临的棘手问题。我国危险废物种类繁多、产生量大、涉及行业范围广。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虽然初步掌握了危废产生数量和企业分布，但危险废物流向、自建利用处置设施情况及历史遗留危险废物种类、数量、分布、环境污染状况等具体情况尚不清楚。
目前，上海已经开展了本地危废产生主要行业典型企业的试点核查，相关成果能为全国同行业提供借鉴。“但是，这样的核查不能单打独斗，要全国分工，根据地方特色，分行业、分工艺进行核查，掌握相关数据，进而形成行业(工艺)产废系数，推广到全国。”王强说。
“今后开展这项工作可能会顺利许多，2012年10月，环境保护部等四部委出台的《“十二五”危险废物污染防治规划》已经明确把重点行业产生源核查作为一项重点任务。”王强说，“同时也盼望部里能尽早出台实施方案和核查指南，为地方摸清底数提供更有力的技术支持。”
记者从各地危废管理部门了解到，核查工作还有一个难点是危废判定问题。王强承认，“在危废监管中，有时候在企业内部对危废与副产品甚至某些产品的理解，与环保法规要求是不一致的。”
根据《固废法》规定，危险废物是被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产废单位或者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或者因缺乏相关鉴别知识，或者因某些行业惯例，会有意无意地将危险废物作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还有部分产废单位错误地认为，只要能够利用或者有单位需要的就不是废物，甚至曾经出现将危废作为副产品出售的情况。比如，曾有某省一农药企业将草甘膦废母液作为水处理的磷补充剂随意提供给污水处理厂，某多晶硅企业将设备检修过程排出的废四氯硅烷作为水处理中和剂直接外供等。
对此，《规划》提出，要加强危险废物鉴别和监测能力建设，建立健全危险废物鉴定机制和制度，国家和省级环保部门要指定专门机构负责组织固体废物属性和危险废物鉴定工作，推动将相关鉴别机构纳入国家司法鉴定体系。
静态联单跟不上运输车辆
危废转移联单制度反映不出半路倾倒问题，危废运输需要专业化
2011年，云南省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的5200余吨剧毒铬渣被两名承运人非法倾倒在云南曲靖市麒麟区农村，造成附近农村77头牲畜死亡。在这一事件中，产废企业未按规定填写危废转移联单，并将铬渣委托给没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承运人为谋取利益，将铬渣违法倾倒，危废的运输、贮存监管缺失。
而现实中，即使填写联单并向环保部门备案，也不能保证百分百的安全。
王强告诉记者，危废管理简单说只是“两点一线”:产生源、运输线和处置方，但实际包含的内容却非常复杂。实际工作中，一些企业在使用非危货车辆运输危废，一些企业填了联单，也可能半途倾倒，而现有的危废转移联单制度也不能实时跟踪反映出这些问题。
危险废物绝大多数属于危险化学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危险废物运输要符合危险货物运输的规定，并要配套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王强给记者打了一个比方，“如果危货车是大圆，运输危废的车辆应该是其中的小圆。所以除了要满足危险品运输的所有条件，从事危废运输的车辆还要附加环保要求，如车辆清洗、环境风险防控等方面。与普通危险品运输相比，从事危废运输的车辆管理要更严格，应对事故、风险的要求更高。”
正因为运输货物的特殊性，稍有不慎，就会引发重大问题。2011年6月4日晚，一辆装有31吨苯酚化学品的槽罐车，在杭新景高速公路抛锚。在抢修车辆时，被一辆重型货车追尾，导致槽罐破裂，苯酚泄漏。时逢暴雨，约20吨泄漏苯酚随雨水流入新安江，造成部分水体受到污染。由于事发地新安江为杭州市重要饮用水源地上游，对下游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用水造成重大影响。
目前，我国对于危废运输管理还存在很多空白。比如，虽然危废转移联单中标明了运输车辆车牌，但实际上有企业并不使用这辆车运输。专门从事危险品运输的货车都应配有明显的标识，而且有明确的禁行区域，交管部门也会对其重点监管，但如果使用普通货车运输危废，车况本身的问题、驶入禁行区域等都很难被监管部门发现，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
2011年年底，上海市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危险废物运输管理工作的意见》，2012年3月又发布了相关规程和工作要求，希望通过两年时间对危废运输市场进行专业化、规范化整顿，将符合条件的企业和车辆纳入危废专业运输单位名录。
“我们除了对运输单位、相关人员提出了明确的附加要求外，还要求车辆要具有危险货物运输资质，并具备相关环保措施。这样，我们就可以与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联动管理，监控信息等可以实现共享。目前我们正在组织运输单位的名录审核和发布，2013年下半年实现常态化管理和执法。”王强说。
他坦承，危废非法运输倾倒每年都会查处数起，多数是由普通货车倾倒的。实施专业化运输后，结合危废转移电子联单和车辆监控信息，可以倒逼企业必须用规范的车辆运输，也可以对运输车辆的不当停车等进行监控和查访，有助于对倾倒问题加强监管。
根据《“十二五”危险废物污染防治规划》，我国将加强危险废物监管体系建设，创新监管手段和机制，选择医疗废物和涉重金属类危险废物开展物联网全过程电子监管试点工作。记者了解到，无锡、苏州等地也有意引入危险废物监控系统，对危险废物产生、运输、处置的全过程进行有效监控，从而有效提高危废监管的力度和广度。
宁缺毋滥还是将就？
处置保障能力不足是普遍问题，规范处置面临挑战
“现有处理处置设施总体勉强满足当前需求，可是到明年怎么办？”处置设施能力不足，供需结构性不平衡，是目前上海危废管理中面临的主要问题。王强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上海2012年的危废焚烧能力为12.4万吨，而危废的焚烧处置需求达到11万吨左右，2013年的需求将达到12万吨。全年勉强可以平衡，但考虑应急等问题，处置能力至少应比处置需求多20~30％。
“我们预计到2015年，危废焚烧处置需求为17~20万吨，若所有在建设施能全部投产，仅可勉强满足需求，但还是卡在喉咙口，处置能力平衡任重道远。”王强说。
一边是紧张的处置能力，一边是不断攀升的危废产生量。王强告诉记者，2000年，上海的危废社会化利用处置量是6万吨，而2012年超过40万吨。近年来，随着部分新企业建成投产，乳化液、废桶清洗、表面处理污泥等方面的处理处置能力瓶颈问题已经有所改善，但焚烧能力仍然紧张。
放眼全国，处置保障能力不足是普遍问题。截至2010年，全国持证单位的危险废物年利用处置能力达2325万吨，较2006年提高226％。但专家预测，2015年我国危废产生量将超过6000万吨，而目前全国持证单位利用处置能力仅为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危废产生量的50％左右。
近几年，上海在对危废处置行业进行调整升级，关停一些处置水平不高的企业，鼓励资金、技术实力较强的国企、外企和上市公司进入，以提高处置水平。目前，上海市危废处置持证单位已经由2007年的56家减少到35家，但经营覆盖范围增至37大类危废，年综合利用、处理处置能力增至50万吨，预计至2015年底还可新增20万吨以上，设施技术和管理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
不同于一般工业企业的结构调整，危废处理处置企业的调整还关系到危废处置能力平衡和城市环境安全问题。因为上海的处置能力本就紧张，一些危废处置企业的关停对全市平衡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用王强的话说，“本来处置能力就已在‘喉咙口’，稍有波动，呼吸就很困难”。
“危废处置既要保证环境安全、处理处置规范，又要保证危废处置有去向，不大范围地影响产废企业生产。有时候这二者是有冲突的。”王强说，“处置能力紧张，肯定要妥善地疏导去向。这对环保部门的协调能力、监管能力是很严峻的考验。”
谁愿与危废处理场比邻？
危废处理处置设施选址困难成为通病，能力设施扩大面临挑战
目前，各地面临的严峻情况还有:我国大型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和工业园区普遍没有配套的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和处置设施；危险废物焚烧、填埋等处置能力明显不足，且新建设施选址日益困难；部分集中处置设施建设进展缓慢。
为缓解紧张的处置能力，上海近年将危废管理工作重心放在推动新设施建设上。但地少人多、人口密集的上海，在进行危废处置设施建设时，也面临着所有大城市的通病:选址困难。
位于上海市西北部的固体废物处置中心是上海首个集危险废物焚烧、填埋、资源化“三位一体”的集约化处置基地，也是上海目前唯一的危废填埋场和医疗废物处置中心。这一处置中心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筹划，直至2002年7月投入运行，其中仅选址就经历了长达8年的时间。
由于处置中心建设要考虑防护距离、地质条件等多方面要求，本就用地资源紧张的上海可选土地不多。当时，最早选出了3~4个地方，但在与当地政府交涉时都遇到了问题。垃圾桶必不可少，但谁也不愿意放在自家门口。
“现在，这些问题在新设施建设中依然存在，而且在全国东部地区越来越突出。”王强分析，一方面是公众环境意识逐渐提高，地方政府部门在全局能力平衡等方面对消纳危废的环境基础设施考虑较少；另一方面也受客观条件限制。
根据《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危险废物集中贮存设施的选址要遵循多方面要求，如地质结构稳定，厂界位于居民区800米以外、地表水域150米以外，应位于居民中心区常年最大风频的下风向等。“综合多方面因素，要选到合适的点就太难了。上海可以掌握的选址不多于10处，也就3、4个工业园区有可能设新点，工业园区的态度很关键。”
这里面，税收是一个关键因素。工业园区自然希望入园企业能贡献更多的税收，但按照国家政策要求，危废处置企业享受税收优惠，不能直接给园区带来大量税收，只能带动间接税收。一家危废处置企业正常运作给当地带来的“油水”不大。因此这类项目在用地审核时就可能被拒之门外。就算最终同意危废处置企业进入，也普遍安置在园区边缘地块，面临周边居民搬迁问题更为麻烦。
上海有一家综合性处理处置企业，占地3.8万平方米的新厂已经完成设施建设，但迟迟不能运行。因为公司地处工业园区边缘地带，周边居民搬迁问题涉及两个工业园区和一个镇，尽管区政府也在全力推进，但难度非常大、代价非常高。
正规军如何打赢“游击队”
非工业源废物收集网络建设有困难，处置模式要有操作性
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危废共分为49大类，涉及基础化学原料制造、有色金属冶炼、精炼石油产品制造等多个行业。但是，危废不仅来自工业企业，科研院所、实验室，甚至家庭也会产生危废。目前，我国的危废处置监管多针对工业企业，非工业源危废处置在很多地方还是空白。
推动非工业源危险废物利用处置，是“十二五”期间的重要任务之一。记者注意到，有关部门将斥资进行危险废物分类与回收体系建设示范项目，比如，选择移动通讯、机动车维修、电动自行车销售等行业开展废铅蓄电池通过销售网络建立回收体系试点项目，选择4S店和机动车维修行业开展废矿物油分类回收试点项目，开展实验室废物规范化管理试点示范等。
对于非工业源危险废物来说，收集是最大的难题。“我们去4S店收废机油，主要竞争对手是走街串巷的‘游击队’。他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网络，我们很难打破。”集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谢炜告诉记者，他们公司的废机油综合利用设施还不能满负荷运行。
为此，集惠公司正积极与各个部门协调，考虑整编“游击队”，规范废机油的收集处置。同时，他也呼吁相关部门加强监管，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与工业危废产生相对集中不同，散落在社会各个角落的非工业源危废如何有效收集处置还需要探索。2008年，上海在实验室集中的工业楼宇和张江生物医药基地进行了试点，前者很成功，后者却还在艰难推进。
由于企业众多，张江生物医药基地每年实验室危废的产生量有四五百吨。按照相关规定，需要建立相对规范的贮存场所，但基地内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随着上海危废处置能力日趋紧张，一方面，基地收集的危废找不到处置企业，另一方面，处置端的价格不断攀升，但产废单位不愿支付高额的处置费用。这一集中收集试点遇到了重重障碍。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苏伊士环境旗下的升达废料处理公司目前正在试点与华东理工等高校合作，处置其实验室产生的危废。但因为实验室试剂复杂，如果不能做好源头分类工作，就会给后续处置带来隐患。
升达公司副总经理高进告诉记者，他们现在要求实验室一定要对所有危废分别包装，提供明确的报废试剂清单，以免这些试剂在处置过程中发生化学反应，带来事故隐患。
王强认为，在非工业源危废收集处置方面，上海做了一些探索和示范，能否真正推广，关键在于有没有操作性，“有操作性，才有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