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6年的环保部改变了以往亮相的节奏，先是“两会”前陈部长主动邀约记者开吹风会，再到记者招待会上汇报履新一年的成绩，环保部正逐渐从被动的媒体监督主动走向聚光灯下。不过与2015年相比，今年环保话题的暖场却没有去年那么热闹，2015年作为环保新时代的“元年”，那一年有“史上最严《环保法》的出台”、“新环保部部长的上任”，还有刷爆朋友圈的《穹顶之下》。
虽然今年没有那么多事件的预热，但今年环保领域却偏偏显得比以往更加“暗潮涌动”，因为今年的背景实在宏大而特殊，因为有“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下行压力趋紧”、“十三五规划开局”、“两个一百年目标”、“三期叠加”、“换届之年”、“中央环保督查”等一系列背景，这将注定今年的环保具有开辟新路线的历史使命。因此，对于环境治理究竟走向何处、如何协调环保和经济等经典问题，各方群体都在期待答案。也许，从部长们的活动中，能看出些线索。
红顶脱钩后显示杠杆作用
对于陈部长而言，环评的红顶脱钩，可谓是上任的第一把火，部属环评机构的脱钩如一剂猛药，要将环评作为源头治理重新回归本位。截止2015年底，环保部8家环评机构已全部脱钩，2016年底全国脱钩要完成，陈部长曾说：割自己的肉阻力大。从目前的进展来看，越是发达地区，脱钩进度越慢，随之而来的，则是将产业、总量、空间三条红线，把规划环评强势推到前台。事实上，项目环评和规划环评的分工，陈部长用意已十分明显，发挥源头环境约束的政策作用，将是未来环保由末端治理走向源头治理的必然选择。
当2016年各方都在猜想脱钩后的环评单位何去何从时，殊不知工程治理类公司和环境咨询类公司已在市场上悄悄牵手，中金环境收购中资华宇，博世科兼并广西环科院等一系列双方的联姻，势必会打造全生命周期的环境服务综合体，用环评带动环境工程的治理，量身打造服务方案，这恰好是信息时代的价值体现。
有机构预计，到2020年，环保产业(不含环境友好产品)产值将达到3.7万亿，其中环境咨询业的营业收入将达到1.3万亿，由环境咨询找到客户需求，再到引入环境服务方案，打包式服务的环境咨询业，其杠杆效用在逐渐变大。
三司成立与“土十条”破土而出
值得注意的是，两会期间疯传的“三司成立”最终也被证实，仅看环保部网站改版后的版面，便一目了然新的环境管理体制已然上马，变总量控制为按“水气土”管理，新的环境管理体制，彰显了条贯到底的执行力。
“土十条”也在千呼万唤中在5月的最后一天问世了，如同每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这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一经公布，市场议论不一。与之前的“大气十条”或“水十条”出台不同，本次“土十条”的发布并没有如之前猜想那样，规定操作细则，在资金筹措和修复模式上语焉不详，文件更多透露的是时间表和目标感，具体措施恐怕还得市场本身摸索。
鉴于土壤环境标准和监测方法并不成熟，且土壤的环境问题直接和中国的“土地”资源联系，这就决定了土壤问题不仅仅是简单的环境问题，它甚至与中国的“土地财政”或“城市规划”相关。因此，选择什么样的商业模式解决土壤污染，不仅仅需要市场的思考，更多来自于政府部门更加深刻的转型。
各部长相继履新，首次人大汇报环境工作，排兵布阵进行时
环保部密集的人事任命上也可以嗅到治理转变的气味。从环保部发布的官方消息，仅4月一月就两度迎新，黄润秋和赵英民相继升任为副部长，自此一正四副的部长格局形成。与同期其他部委相比，环保部近日来的人事变动是最大的，足见中央对环保领域的重视。而认真翻看两位新副部长的履历，学者派和新理念派的形象跃然眼前。
黄部长这位学水文地质出身，一直对水质环境和灾害研究多年，学术界早已有盛名，并获得过国家科学技术二等奖。对国内的工程地质问题颇有研究。就任环保部的意义，对于生态安全领域将会有着重大作用。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提出的“打造生态安全格局”，其意已将生态问题上升至国家安全层面，而如何打造、如何平衡工程进展都是未来工程类公司必须面对的问题。
而赵部长的就任，完全可以解读为对“三司成立”的最佳回应。根据最新的分工，赵英民将分管新成立的三个“要素司”——水环境管理司、大气环境管理司、土壤环境管理司以及国际合作司。作为曾经担任过科技标准司和污染防治司司长的部长，显然对环境标准和时下最大的环境痛点熟稔在心，何况他还是最早提出变“环境总量”为“环境质量”考核的理念先行者，许多大气、水的质量标准由他制定。可以说“环境质量”改善在高层的心中有着十分清晰的路线图，可以预见未来的部分环境标准只会趋严。
这一点从8月，张波出任水司司长也可以看出线索。这位原山东环保厅厅长地方治水十余年，创造了许多国内先进，比如制定比全国严格三倍以上的排污标准;主导南水北调东线治污重头戏南四湖的治理;面对山东境内的高压排污事件，更是在微博上高调互动。从张司长的治水经验，可以预期未来治水至少三法，第一，将大幅提高排污标准，倒逼企业守规矩;第二，“治用保”的流域治污体系，将治污循环用水和湿地保水结合使用;第三，检验目标就是他的名言“有河就有水，有水就有鱼”。
回到陈部长3-5月的活动日程中看，不论是“两会”期间的答记者问，再到日常的部务会议、再到会见美国、芬兰等国主管环境能源部长的表态，“环境质量”的总体改善，已被环保部相继接入日程环境考核内容、干部离任审计等诸多环节。而这其中的核心正是在于重点污染源的监测，这一点每次都会或明或暗的出现在陈部长的讲话中。环保部的决心在于用1-2年的时间关注国控点位和无组织源，这无疑将会带来监测市场的巨大释放。
可是再细想一下，难道仅仅监测这些污染源就是环保部的最终目的吗?从“监测”到实现“环境质量”的改善中间还有若干环节等待打通，如何实现从“污染源”到“受体”的路径改善才是环保部真正想下的一盘大棋。不论是“黑臭水体”的治理，还是“雾霾”的治理，从出台的文件可以看出，高层对于“污染”的认识不仅仅满足于“源头”的严控，因为很多环境问题不是一个环保部就能管得住的。所以，技术层面的规范要提高，大尺度层面的环境问题解决急需“组合政策”的效用。
4月26日，根据新《环保法》要求，陈部长首次对人大常委会汇报环保工作及达标情况，这也正式拉开了各地环境状况需向人大汇报的大幕。环境，将会如同财政预算那样，开始接受人大的审议，但并不是被动接受人大质询，反而应理解为是部长主动回应大家环保的关切，自上而下的治理和自下而上的监督需要共同发声。
中央环保督查亮剑2016，三部长亲自督战
2016年第一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目前已全面启动。据环保部通报，自7月12日起，2016年第一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已陆续进驻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江西、河南、广西、云南、宁夏8省份，并随之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环保督察工作。这也是《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自去年通过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首轮环保督察。这意味着环保部层面的跨区域督查，如今升格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的中央环保督察;督察的内容，从“督企”走向了“督政”。
事实上，早在2016年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陈部长就公开表示，“本着赶早不赶晚的原则”，2016年，中央环保督察组要“完成15个左右省份督察工作，2017年实现全覆盖。”言语外，我们分明看见了环保部的牙齿开始变得锋利。
2016年第一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已陆续启动， 8个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中副组长均由三位环保部副部长黄润秋、翟青、赵英民担任，涉及范围包括内蒙古、黑龙江等8个省(区)。翟青部长曾这样概括中央环保督察组的三大特点：层级高，其性质是中央环保督察;督察的对象高，主要是各省级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督察结果要有效，重大问题要向中央报告和移交移送，而督查结果将作为被督察对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任免的重要依据。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对于领导干部的在任期间的环境审计本就是重要改革内容，环保督察便是改革的第一步。
戏称为“环保钦差”的督查组，似乎是一种象征，代表中央巡视地方对于环保事业究竟“真心不真心”，这包括了落实国家环保决策决心、解决突出环境问题的耐心、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的恒心。不论如何，环保部从之前的专抓企业到能够监督政府，已向前迈进一大步，但如何能够真正常态化监督，已开始实施的“环境监测监察垂直管理”可能会探寻一条新方法。
绿色金融，打通环保与金融连接的最后一公里
这几个月还有不可忽视的另一个热词便是“绿色金融”。事实上，绿色金融的兴起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必然会经历的阶段。正如新古典经济学的论述，简单的由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传统要素产生的经济模式，将必然过渡至全要素生产率，这其中对于“生态环境”的定价，就是崭新的表现。
果然，在本次的十三五规划中，“绿色金融”一词横空出世，李干杰副部长在3月29日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圆桌会议上，明确指出加快创新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并将此次会议的主题设定为“推进绿色金融，助力地区发展”，可以发现绿色金融背后隐藏着的“双重红利”，一方面要用金融手段盘活环保经济，可是钱从何来，本次会议上的发言已经明确“仅靠政府资金投入几乎是不可能的，必须通过创新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建设”，这已经告诉大家以往“环境靠政府”的思路以后行不通，社会资本、国际资本也必须进入，是不是有点拉大家一起下水的感觉?
这个逻辑理解为，只要你进入这个游戏，就必然会谈投资回报率，但是环保产业的特点周期长，投资大，也许不能满足资本快进快出赚快钱的本性，那怎么办?唯有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才能长久，根据经济学的规律，现在的不均衡是短暂的，总要从一个不稳定的均衡走向一个比较稳定的均衡，一旦新的均衡建立，崭新的经济点也就出现了。马上举办的G20峰会，甚至将“绿色金融”作为单独议题讨论，可以想象未来的金融格局是否会由此激起千层浪?
然而这毕竟是金融对于环保产业的单向输血，绿色金融的另一功能还有就是反哺金融业本身的健康发展。经历过“股灾”、“熔断”、“P2P跑路”折磨的投资者，似乎已被国内金融业的不规范伤透了心。大家渴望的安全性、流动性、高盈利的金融模式何时可以到来。节能环保为代表的绿色产业恰好能够符合大家的预期，战略新兴产业、工程周期长、政策驱动力大、政绩考核有硬性要求等等，这一切特点正好可以抚慰投资者脆弱的心。唯有双向促进才能保持长久。
PPP模式、绿色证券、绿色债券也好，也许这都是表象，环保部要的结果是大众对于环境改善的认可，而“金融”与“绿色”怎么匹配、如何匹配、载体是什么等等，也许这都是需要马上解决的问题。高层的意图总是先通过试点，逐渐找到方案。形成一个完整的绿色金融体系，信息公开、动态追踪、及时评估三个条件缺一不可。这倒是能够催生环境咨询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既要懂金融，又要懂技术的复合需求出现了。
“信息化”和“大数据”打造环境治理抓手
最后必须聊聊“信息化”。3月中旬陈部长在北京会见了IBM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睿兰女士，双方就环保信息化领域进一步扩大技术合作交换了意见。IBM早在2013年就打造“智慧城市”的平台，并且已在国内的部分城市进行了试点，反响不错。而环保信息不公开一直饱受大众诟病，而一切环境执法的基础也必须来自于环保信息的准确与公开，所谓的环保垂管不就是要拿到完整真实的一手信息吗?
而3月环保部的一则采购新闻颇有意味，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将作为生态环境大数据2016年度建设项目技术支持及咨询服务项目承担单位，这是否意味着该公司就此拿到了环境最源头的信息。看见这家公司中标，仿佛已经影影绰绰的看见了一个环保数据的平台，这其中能够衍生出的服务无计其数，就看怎么嫁接怎么变换了。
但环保数据与商业数据不同，商业数据是具有完整意义，即源头流通都清晰，但环境数据仅知道污染物从哪里来还不够，知道污染物到哪里去，甚至怎么去才是核心。也许污染源的管理转化为全过程的管理，并且延伸至“人群健康”这个主题，环保数据的价值才能最大化。这样的数据往往又与产业链的衍生密切相关，环保数据的属性才能与商业数据产生共振。
无独有偶，7月，环境保护部副部长黄润秋出席《关于对环境保护领域失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媒体通气会，介绍备忘录主要内容，回答记者提问。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其基础正需要信息化和大数据作为基础平台，构建政府、社会共同参与的跨部门、跨领域的失信联合惩戒机制。
洪荒之力助推资金流向PPP型环保治理
PPP的形式并不新鲜，其目的是将热钱从虚拟经济“挤回”至实体经济中。在当前房地产和传统制造业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基础设施建设又将重挑大梁。生态环境基础社设施的PPP建设，无疑将作为带动投资的重要手段，有效提高社会资本的积极性，促进相关企业订单落地、改善现金流、降低表内杠杆、优化盈利能力。
中国的环保产业年均增长速度接近18%以上，环境服务业的增长速度更是高达30%。并且，目前60%的环境治理需求还没有被市场挖掘，在被识别的市场中，20%的需求是供大于求的，20%的需求是被政府错误的配置而扭曲的。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环保产业在"十三五"期间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释放。
在4月19日展望“十三五”报告会上，陈部长明确提出“推动环保产业发展。将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PPP、政府购买服务、第三方治理等方式，大力推动绿色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让节能环保产业成为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中的新动能。支持设立各类绿色发展基金，撬动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环保领域”。
在5月26日，陈吉宁部长出席第二届联合国环境大会高级别会议时，谈到“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绿色环保产业”，环保作为新的经济产能增长点，似乎已有了取代房地产等传统支柱行业的气势。黄润秋部长则直接在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指出：环保产业正迎来难得发展机遇。
财政部7月公布的PPP项目数据显示，目前环保相关的PPP项目总计达到1.5万亿元规模，主要涉及污水处理、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供水、垃圾处理等。财政部PPP中心副主任韩斌介绍，随着PPP与环保产业的融合，环境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出现了新的变化，过去部门分割的限制被打破，政府可以统筹更多资源集中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大量的治理市场和不断推出的政策供给，正在呼唤新的环保投资模式的延伸，十万亿的PPP项目已陆续上马，越来越多的生态环境类项目进入了财政部的PPP项目库，因此，更有理由相信未来的环保产业将吸引更多资本的蜂拥而入。
从蓝海走向红海
与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相比，李总在今年的八项工作安排中专门拿出“第六部分”对环保工作进行了部署，可谓用心良苦。并且将以往表述中的“保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调发展”改为了“必须强力推进，下决心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双赢之路”，单单“双赢”两字现实了高层高度提升了“环保领域”的内涵，已经开始试图通过“环境改善”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环境价值的释放，将“节能环保产业培育成我国发展的一大支柱产业”是政府的最终目标。
而这一切都需要良好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新《环保法》是中国环保产业的重要分水岭，之前的环境保护产业比较落后，定性为一个假产业、伪产业、低水平治理的产业，存在大量应付性工程，行业规则主要是低价竞标，而步入了“真产业”时代，是进入了效果时代，一切服从于可感知可复制的效果。同时，也进入了拼真技术的时代，资本的力量只能助推却不能替代技术。
作为“补短板”中的重要一环，“环境改善”作为政策供给刺激出创新的“环保技术”、“环保服务模式”的新需求，第三方治理开始唱主角，让专业的机构做专业的事情。应该说，环保产业的做大做强，持续发展已是国家意志，本次“绿色发展+环保新政+工程项目+多行业交叉”的组合将会拓宽环保疆场的边界，也就进入了增产的时代，大量“门外站的野蛮人”都进入了环保产业，大量的资本也涌入了环保产业，相信这个行业未来的厮杀只会愈演愈烈。
至此，可以对环境治理的思路有整体认识了。从很多之前空白的治理领域，一下子建章立制往往是困难的，这里面的政策风险更多的来自于配套政策配套法律的不完善，这也将是市场对该领域挥之不去的忧虑来源。因此，仅仅看环保部的政策，没有前后左右的场景，尚不能理解环境治理最终能走出怎样的道路，我们要多多关注部长动态，看看他们在忙啥，便知道自己能做啥。
(作者：复旦大学环境系环境管理博士 刘瀚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