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月21日下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关系13亿多人生活环境改善，关系垃圾能不能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努力提高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
习近平指出，统筹推进“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重大工程项目落实，要把落实重大工程项目与推动改革、形成体制机制结合起来，坚持问题导向，有什么体制障碍就改什么。要正确区分政府职责和市场作用，凡是市场能做的政府要创造条件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支持各类市场主体以多种形式参与项目实施并获取收益。
不知不觉中国的垃圾分类之路已经走了十六年，有人说这十六年间仅仅火了五颜六色的垃圾桶而已，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
垃圾围城，分类突围
我们的城市像一个巨大的垃圾生产机器，每天都会制造上万吨的垃圾。“两天不处理，广州的生活垃圾就能一路堆到香港。”广州官员如此描述垃圾处理压力。在全国，垃圾围城现象病毒式蔓延。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由2508万吨增至17860.18万吨，翻7倍，只用了30年。
垃圾被收集之后都去了哪里呢？生活垃圾被收集车收走后，先送到各个堆放场，再被送去填埋或焚烧处理。填埋焚烧，代价都是巨大的。填埋一吨垃圾的费用约为200~300元人民币，还需要侵占宝贵的城镇建设用地和乡村农田耕地，产生的渗滤液还可能通过渗透作用进一步污染深层土壤及周边土地。焚烧处理方式虽不会占用大量土地，但是投资惊人，且会增加二次污染的风险。更重要的是无论填埋还是焚烧，都是不可再生行为，让我们的资源一股脑变成垃圾。
在严峻的垃圾围城现实面前，分类是垃圾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的长期措施。生活垃圾中包含很多可回收资源，通过分类，能够将可回收资源从垃圾中挑拣出来，进入回收渠道，免遭填埋和焚烧厄运。不同类别的垃圾分流之后，最终进入填埋场焚烧厂的垃圾总量减少，终端设施使用寿命得以延长。此外，垃圾中的有害部分被提前分拣出来，重金属、有机污染源、致病菌含量减少，二次污染风险大大降低。垃圾分类是对付垃圾围城的不二法宝，我们的邻国日本很早就意识到了这点。2007年10月，神奈川县藤泽市开始实施“垃圾处理有料化”，家庭的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以及企业事业单位垃圾均要使用市政府指定的垃圾袋投放。有料化实施3年后，垃圾排放量显著减少，其中可燃垃圾减少14.7%，不可燃垃圾减少36.7%，资源垃圾减少0.9%。
垃圾分类，成效甚微
北京，因其首都的身份占据着垃圾分类的绝佳优势。首先，政策支持，北京早在2000年6月就被确定为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其次，基建保障，北京的基建水准远远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从前端收集到后端处置）。第三，人才基础，人口受教育程度更高，对新事物的包容度更强。第四，技术投入，新技术、新产品落地快、落地率高。
再让我们看一下北京这些年的垃圾分类成果：
以2009年为节点，在经历了“垃圾围城”痛击后，北京痛定思痛，正式将垃圾分类提上北京市政府议程。2010年，推出600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2016年，试点小区超过3000个，占全市居住小区半数以上。但根据自然大学自2012年起的调查来看，试点小区内真正做到分类投放的人群不足10%，多数社区被定为试点小区半年至1年后，垃圾分类就难再坚持下去。北京垃圾分类工作理想丰满，现实残酷。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对此谈到：我们提垃圾分类的时候，都是说我们的目标是要减量，然后要资源回收，但是这两个目标从这些年各个地方推动垃圾分类的实践来看，我认为基本上是落空的，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
北京尚且如此，其他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可以以此类推。
不妨反思一下，是什么阻碍了我们的垃圾分类推进工作？
垃圾分类之路走了十六年，但垃圾分类法律法规却尚未出台。垃圾分类成功的国家，无一不早早建立起健全的分类法律体系。日本在“环境立国”发展战略思想指导下，早在1970年就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并经历过多次大规模的修改。德国也在1972年通过了首部《废物避免产生和废物管理法》，对垃圾进行环保有效的处理。反观我们，垃圾分类制度领域还是一片空白。分类制度不明确，处罚措施不到位，垃圾分类只能流于形式，无法真正高质量推行。
收运配备和队伍建设问题也是我国垃圾分类的瓶颈所在。首先是收运配备跟不上，生活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再生资源，这些都需要配置专门的收运车辆进行分类装运，细心观察不难发现，小区里的桶有三种或者四种，但收运车却只有一辆。在收运队伍建设上，调查显示有相当一部分是由物业直接委托的收运企业，而非环卫集团和环卫中心的专业作业队伍，收运队伍管理不规范，也降低了垃圾收运环节的效率。
终端处置设施建设投入巨大，且选址难度高，地方政府对终端处置设施建设及处置技术和管理的投入积极性不高。喊几句口号，添几台设备并不能解决分类难题，后端、前端断片，最后一公里成了垃圾分类的顽疾。终端不但要建好，还要运营好。中国每年平均发生十个以上群体性事件，市民为什么会对建焚烧厂这么抗拒？因为不信任，而信任危机的根源在于监管不到位，信息不透明。环保监管有名无实，焚烧厂周边成肺病高发区，填埋场污水偷排到灌溉田，遭民众举报。监管信息不公开，公开数据遭质疑，这些都是严重的运营管理问题。
宣传发动不足，宣传教育难以深入人心。垃圾分类宣传页安稳地躺在布告栏内，会有多少行色匆匆的居民愿意驻足观看？宣传不到位的直接后果就是市民缺乏对垃圾分类的深入了解与认识，一是不知道为何要分，在普通民众的概念里，没有如山的填埋场，没有臭气冲天的餐厨垃圾，分类只是一个短暂的投递行为，分与不分差别不大。二是不知道怎么分，北京某个垃圾分类试点“明星小区”里，很多居民反映自己也想做垃圾分类，但是不知道怎么界定“可回收物”和“不可回收物”。无奈之下，一些居民简单地将“可回收物”等同于“能卖废品”的，剩下的就是不可回收物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投机心里，也让民众更倾向于各人自扫门前雪，管好自家门前的一亩三分地。很多人认为垃圾分类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涉及不到个人利益，以至于在扔垃圾时只会考虑个人区域的整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