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持续下行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与此同时，中央把环境保护摆上更高的战略地位，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太大造成了一些地方经济下行”的质疑声时有出现。2015年9月9日，环保部在京召开“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媒体座谈会，并公布一份由专家组经过长期调研形成的报告，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是由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环境保护在短期和小范围内可能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不是经济下行的主要因素。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南京大学环境学院院长毕军、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等出席研讨会并就环保与经济发展关系与媒体记者进行深入沟通与交流。
经济下行因素众多，环保只占其一中国经济在经过三十多年持续高速增长后，开始进入增速换挡期，与过去三十年经济呈现周期性波动不同，此次经济下行呈现三个特点，一是持续时间较长，从2010年第二季度以来已经持续5年，若从国际经济危机前的高点2007年算起则已持续8年。二是下降幅度较大，从2010年GDP增速10.4%下降到2014年7.4%，若从2007年算起，则是从14.2%下降到2014年的7.4%，下降了一半左右。三是经济探底后可能难以回复到原来的高度。
在我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同时，经济结构在不断优化。一是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提高，2014年达到51.2%，2015年上半年达到60%，高于投资对GDP的贡献。二是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并超过第二产业。三是城镇化率逐年上升，2014年达到54.77%。
李佐军认为，目前我国经济持续下行的因素是一个体系，环保只是其中之一，现阶段影响经济下行的因素有9个方面，环保因素占1/9甚至不到。
对于影响经济下行的因素,李佐军分析指出，从短期来看，经济下行主要有四个影响因素。一是出口同比增长持续下降。从2010年的31.13%下降到2012年的7.9%，再到2015年第一季度的4.9%。二是投资不如以前强劲。三大投资方面，制造业投资受制于产能过剩，基础设施投资受制于地方债务压力增加，房地产投资面临拐点，投资对GDP增速的贡献率从2010年的54.8%下降到2014年的48.5%。三是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1978年的48.8%下降到2012年的29%，远低于美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四是经济政策的副作用和后遗症，2008年以来，我国通过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拉动经济发展，但随着时间推移，刺激政策的边际效益逐步下降，副作用逐步加大。
从中长期来看有五个方面的影响因素。
一是人口因素，2011年开始，我国15～64岁的生产性人口比重下降，人口红利拐点到来，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
二是资源因素，高速工业化、城镇化消耗资源越来越多，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对资源的投入和成本需要增加。
三是环境因素，环境污染治理压力增大，从多方面影响经济发展，既有正面也有负面影响。
四是我国经济发展所处发展阶段是关键因素。从工业化角度来看，我国工业化进入到中后期阶段，同时处于重化工阶段的下半程，与重化工阶段上半程是资源、能源、密集型重化工业快速发展时期，拉动GDP的能力较强相比，下半程是技术、知识密集型重化工业与生产服务业相交融的阶段，拉动GDP的能力不如上半程。
五是改革难度大。改革效应的滞后性、改革的多重目的以及改革本身面临的阻力影响部分经济增长。此外，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难度加大。
从影响经济下行的因素看，环境保护确实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但是并不构成主要因素。环境保护对经济下行的短期影响主要表现为：淘汰落后产能带来GDP减少，污染治理投入造成企业成本增加等。
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论”形象地反映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反映了环境保护对经济的重要作用。
国内外许多理论、实证研究和经验表明，环境保护对经济发展具有优化促进作用。据毕军介绍，环境保护管制成本的加大，短期内可能会增加局部或个别企业成本，但是会从根本上改变企业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环境管制的加强并不一定会带来经济的下滑，实际上，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都会给企业的环境、社会、经济效益带来动力。国内研究表明，每增加1%的环境管制成本，大约会有0.12%的研发强度的增加，0.3%的专利数量的增加，0.2%的销售收入的增加。
具体而言，环境保护对经济发展的优化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直接拉动经济增长。据王金南介绍，“十二五”前期(2011—2013年)，狭义的环保投入(环境治理)大致是2.33万亿元，拉动GDP2.56万亿元，占同期GDP1.64%。从出台的“大气十条”“水十条”和即将出台的“土十条”来看， “大气十条”拉动GDP增长1.94万亿元，“水十条”将带动GDP增加5.7万亿元。在宏观层面上，逐年增加的环保投入产生了拉动经济发展、拉动内需、增加就业等积极影响。
其二，“淘汰黑猫”，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毕军指出，严格的环境法规标准，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动力和竞争力，给整个产业带来转型机遇。
以浙江省铅蓄电池企业发展为例，浙江省通过加严环保标准，整治关闭224家铅蓄电池企业，而蓄电池行业总产值不降反增。对此，王金南指出，没有环保要求倒逼，企业就没有转型升级动力。
胡鞍钢认为，中国进入绿色发展时代，这也是一个淘汰“黑猫”的时代，通过淘汰“黑猫”，使其变成“绿猫”，增强企业的绿色竞争力，解决污染问题。
其三，催生绿色经济增长，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大环保力度有利于促进环境友好产品和设备的生产、生产工艺绿色化、污染治理、生态修复以及资源循环等产业的发展，在新常态下创造新的增长点。如煤炭总量控制政策催生出能源合同管理等市场化节能模式和节能服务公司。
王金南认为，“十三五”时期应把绿色驱动作为重要驱动力，只有认识到绿色驱动力是结构调整的驱动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才能跟上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步伐，否则仍将处于低端方阵。此外，毕军指出，环境税费的实施，可以有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推动“良币驱除劣币”，同时，对环保产业的优惠政策将进一步鼓励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
其四，加大环境保护可以减少污染造成的健康和经济损失，改善环境质量，给公众带来健康福祉。近年来，由于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有关研究表明，每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我国当年GDP的6%左右。目前，对生态环境的经济社会福利的衡量在现有核算体系里面没有体现，王金南院长指出，绿色GDP2.0版本里希望能把环境质量改善的经济福利、效益核算出来，以体现环境保护在经济增长、社会福利方面带来的收益。
绿色发展时代呼唤环保发挥更大作用我国正在迎来绿色发展时代，胡鞍钢认为，从中国视角来看，与30多年前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实现经济起飞完全不同的是，目前我国最稀缺的已经不是物质资本、物质财富，而是生态资本、生态财富。欧美日国家发展经验表明，如果我国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就要学习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不仅要创造物质财富，也要创造生态财富;不仅要进行物质投资，也要进行生态投资，包括环境保护的投资。
实现绿色发展，步入绿色时代，需进一步发挥环境保护对经济发展的优化作用，着力从以下四个方面推进。
一是正确处理环境保护在经济发展中的定位，增强绿色定力。要正确处理好环境保护在经济发展中的定位，越是经济增速下行，越不能放松环保工作，而要增强“绿色定力”，发挥环境保护对经济的优化作用，倒逼经济转型升级，挤掉粗放发展水分，实现环保与经济的双赢。胡鞍钢认为，我国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进入到绿色发展阶段，进入到环境治理良好的国家。
二是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增强绿色驱动力。通过加强绿色技术创新，一方面增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推动绿色“中国制造2025”，推广先进、适用的清洁生产技术和设备等，另一方面着力探索绿色产业链模式，例如“互联网+”创新绿色产业模式等。此外，结合“一带一路”“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等国家战略布局实施绿色产业重大工程。同时，推进绿色产业市场化改革。
三是严格环境标准法规，建立公平竞争环境。毕军指出，绿色增长是世界发展的趋势，但是在中国现有的前提下，绿色增长不是自觉自发过程，要想中国的绿色增长走到自觉地自发的道路上，环境保护合理的、严格的环境法规的执行非常重要，只有如此才能进一步实现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目标。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环境经济部主任葛察忠建议，要继续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不能因为经济下行而停止治理，但是可以适当改进治理方式，强化常态化、法治化、精细化的管理，通过环保法律法规和市场机制调整污染治理结构。同时加快创新性经济发展，增加新的就业机会，化解经济下滑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四是疏堵结合，建立和完善相关保障政策。一方面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另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相关保障性政策，帮助政府和企业度过“难关”。依法落实环保税收优惠政策，完善绿色信贷机制，完善财政资金使用和补贴政策，建立和完善企业关停后的下岗、失业人员的保险、就业保障、再就业、安置补贴等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