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尽可能私有，打破行政垄断，限制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推行法治，这就是市场化。没有政府的不当干预，市场就会正确地发挥作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才是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最有力、最能持续的保障。
经济学家谢作诗在博客中写道，滥施化肥、滥伐树木、滥排污水、烟尘，都被认为是破坏环境。可是，由于凡事都有代价，完全不施肥、不砍伐、不排放，虽然对环境没有破坏，但是人类也会因此无法生存。人都不存在了，再好的环境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就引出如下重要的问题：什么是“滥”?施多少肥、砍多少树、排多少污才合理?为什么人们要滥施化肥，滥伐树木，滥排污水、烟雾呢?
假如土地是你的私有财产，那么你不会过度施肥，以致损害了土地肥力。用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粮食增量的边际价值不能超过对于土地肥力的边际损害。在使用资源的过程中，只要使用资源所带来的价值，大于对资源所造成的价值损耗，那么就不是滥用。反过来，因为化肥使用不足、砍伐树木不足，排污过度受到限制，从而减少了资源的总价值，这其实也是滥用，是另一种滥用。
农民在自留地里多用农家肥，而在包产田里多用化肥;在自留坡上栽树，却在集体的坡上砍树。这个朴素的事实让我们找到了度量“滥”的标准，同时，也能让我们理解造成“滥”的根源。农民在集体坡上砍伐的超过自留坡的木材量，就是滥伐的数量。而造成滥施化肥、滥砍树木的原因，则在于产权没有被界定为私有。多数环保问题其实是没有把产权清晰界定给个人的问题。
市场决策能找到发展与环保平衡点
界定产权是有成本的，有些情况下成本还高不可及，因而无法把产权清晰界定给个人。比如烟尘排放和污水排放，没有办法在空中做一面高墙，以阻止烟尘飘向他人的领地，也没有办法在河里建设堤坝，以阻止污水流向下游。在这种情况下，排放多少才是合理的，才不是滥排滥放呢?
不同的人来做决定，答案显然不一样。喜欢户外活动的人可能宁愿少一点GDP，也要清洁一些的空气，而宅男宅女可能正好相反，他们愿意牺牲一定程度的空气质量，以换取多一点的收入;河岸边的人会选择要清澈的河水，但是远离河流的人可能会选择GDP。那么谁来决定排放的数量?同样的人，不一样的决策机制，答案也会不同。那么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决策机制呢?
经济学并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经济学既不断定哪部分人的意见更重要，也不断定哪种决策机制应该被采纳。但是经济学可以告诉我们，稀缺性和替代选择无处不在;在给定的技术条件下，环境好一些，就要减少一点产出，或者多支付一点费用，反之亦然。经济学还告诉我们，只有在市场决策的情况下，才能既反映环境保护的代价，又让每一个人满意，而任何其他决策机制都不可能完全做到。
餐厅是我的，我不吸烟，而你却上瘾难耐，只要你给我称心的补偿，我就会让你吸烟。你不能又说空气重要，又不愿意出最高的价格。这就是为什么说，只要有可能，我们都应该用市场的办法来做决策。
如果能够用市场来解决，环保问题也要尽可能用市场来解决。这就是提倡排污权交易的原因。美国一些地区已经实行购买排污权的措施，比如企业必须付费，才能释放硫化物。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反映污染和环境保护的代价。不至于因为环保而牺牲有价值的经济物品的生产，也不会因为生产不值钱的产品而牺牲环保。一种产品，价值极高，但生产时会产生大量污染，那么厂家可以向生产低价值产品的厂商购买排污指标。而那些生产低价值产品的厂商，就会选择停产或少生产，而把排污指标卖给前者。
能够用市场解决的，都不是公共问题。而无法完全用市场解决的，多少都带有公共决策的性质。产权不能界定为私有，资源就会被过度使用。大海成了废物的超级垃圾场，天空成了烟尘的自由排放区。人类要生存，于是就不能不利用公共决策机制对污染排放做某种限制与约束。
公共决策的存在是因为产权不能完全界定为私有和存在外部性。多数时候不得不赋予政府或某个委员会权力，委托其做决策。然而权力同样存在外部性，甚至可能是更严重、更加不容易纠正的外部性。世界上不存在完美无缺的理想决策机制。环保问题比较可行的办法可能是大多数人满意原则。当然实际的决策机制选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但即使是全民投票，也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这就是公共决策的困难。
中国环境保护有其特殊性
环境保护的一般困难，任何国家都要面对，而且确实不容易找到满意的答案。但是中国有其特殊性。
污染首先是产权问题。如果山林是私有财产，那么你不会把树木砍了去做方便筷，而会像日本人一样保留自己的林地从国外进口木材。假如土地是私有财产，那么你使用化肥的时候就要掂量掂量，看它会不会伤害土地的长期肥力。如果不是国有企业这样庞大，就不会有今天中国严重的产能过剩，从而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雾霾程度。
污染也在于政府的过度干预和民众的不当诉求。如果政府不对那些亏损的能耗企业提供补贴，那么雾霾也会大幅减少。如果政府放弃价格管制，放开准入，允许任何人都可以炼油、卖油，那么在竞争压力下，油品的质量就会大幅提高，雾霾问题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很多情况，不是加强政府管制的问题，而是政府本身就是问题。然而我们不能不反思，很多管制确实又是民众自己有意无意“求仁得仁”的结果。
污染还在于法治不力。如果标准和法规制定不被利益集团绑架，并且能够得到严格执行，那么雾霾也会减轻。
产权尽可能私有，打破行政垄断，限制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推行法治，这正是市场化。没有政府的不当干预，市场会正确地发挥作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才是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最有力、最能持续的保障。
由于环境保护存在外部性，市场可能会缺失。这就需要政府发挥其必要的作用。但现在不是简单的加强管制的问题，而是需要认真思考，权利怎么界定，权力怎么授予，谁来授予，怎样实施管制，又该怎样监督、约束权力。无政府主义不可行，但是怎样让政府做好其应该做的事情，的确也不是容易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