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和9月，“绿色传媒研究奖学金班”的第一、第二期落下帷幕。
这项公益培训计划是由南方周末发起，合作机构有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健康与环境传播研究所，共有逾四十家媒体的一线环境编辑、记者和管理者参加，近二十名环境、传媒等领域的高级官员、权威专家亲临授课。在这场专业领域的饕餮盛宴中，授课老师都提出了独到见解。
在此摘录重点，以飨读者。
对于中国的环境污染，一种观点认为形势乐观，或者稳中趋好;另一种则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环境危机时期。我持后一种观点。因为无论哪种污染物的排放量，中国都已全球领先，甚至第一。
有污染就有产业，中国环保产业发展的二十余年历程和环境污染是同步的。1994 年，淮河污染导致下游地区饮水困难，打响了“三河三湖”(指流经我国人口稠密聚集地的淮河、海河、辽河和太湖、巢湖、滇池)的治理。这也是环保产业的第一个节点，卖设备、搞工程的环保公司都在此时纷纷成立。
第二个节点则是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虽然环保作为基本国策已提出了多年，那时候国内还少有污水处理厂。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发行的国债中有五六百亿元用于环保建设，一批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厂建成，在这个阶段，政府才开始拿出真金白银来治理污染。
此后的环保设施建设进度缓慢，政府没钱，东部沿海地区政府有钱也不愿意投入环保。2002年，公共设施市场化改革推动了环保设施运营的市场化，随着BOT 模式(建设-经营-转让)的引入，全国出现了污水处理厂建设高潮。
到2005 年“十五”规划结束时，政府忽然发现环保指标不但没有完成，反而上升了。那时候还没说治理雾霾，酸雨也非常严重。国家下决心要治理二氧化硫，出台了脱硫电价补贴政策，一夜之间，冒出了两三百家脱硫公司。
“十一五”规划中，COD(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一样，成为约束性指标，也带动了城镇污水处理厂的大规模建设。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又一次给环保产业发展带来了契机，我国的四万亿投资中，有2100 亿元用于“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污水处理厂、垃圾焚烧厂的建设进度加快，也开始往小城镇甚至农村延伸。
2010 年之后，节能环保产业被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年营业收入约三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一度达到30%。不过，这些企业中，仅有一万亿元是污水处理设施等狭义概念里的环保产业，还有两万亿是历史产品，例如节能冰箱、电动汽车等。
经过了20 年的发展，我国环保产业依然面临着小而多的局面。
六千万人口的法国只有两家环保企业，13 亿人口的中国却有2.4 万家，其中两千多个企业运行着三千多个污水处理厂。上市企业也有七十多家，但无论国企和民企，都没有规模达到百亿的企业。
产业做大必须先把企业做大，从春秋战国走向秦汉一统是我国当下环保产业的一大趋势。2015年清华启迪对于桑德环境的收购就是近年来最大的并购案。
我国环保产业并购也已走向国际市场，首创就耗资51 亿元收购了新西兰全部的垃圾处理企业。
从市政往工业污染治理转移是另一个重要的趋势。根据统计数据，我国市政污水处理率和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已达80%以上。工业污染治理是一块新的大市场，我个人认为也是中国环境污染久治不愈的症结。
工业污染治理和现在呼声很高的第三方治理密切相关，环保企业从早期的卖设备、做工程转向环境服务。
但现在第三方治理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工业企业没钱治污，甚至还可能倒闭。例如一吨钢材的利润只有40元，而环保成本则要120-150元。
我们回看经济发展与环保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对环境发生了三次大的冲击，第一次是1980 年代的乡村企业，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第二次是1992 年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重化工业第一次大扩张;第三次是2003 年以后，住房和汽车为代表的消费拉动了中间产品包括钢铁水泥等重工业又一次扩张。
在这个大背景下，环保产业又一次面临着机会，日本的经验值得参照。1973 年，日本经济下行甚至负增长，污染和对公众的健康损害也达到了高峰。政府立法、立标准，环保投入进入了高增长期，企业成功转型。
其实，中国在环保上的投资机会已被各界看好，“气十条”和“水十条”的投资需求被称高达两万亿元，但是政府一年只能拿出两千亿元。现在找环保的基金很多，真正投入的还太少，根本原因还是环保产业收益率太低。
对于“十三五”的环保产业发展，我有几点建议。
首先是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例如设立国家环保基金，企业在污染治理的时候，也可以拿到低利息的长周期贷款。
第二个是价格调控，这些年脱硫脱硝做得不错，关键就是电价补贴。对于钢铁水泥这类市场定价的商品，无法如水和电那样由政府定价，就可采取一些“胡萝卜”政策。
所以第三个建议是税收优惠政策。例如污染治理好的钢铁、水泥企业可以享受某些税收优惠。当下的“大棒”政策太多，谁搞环保谁就倒闭是不行的。
中国的环境污染五年之内解决不了，环保产业就会进一步发展。期望中国再用10到15年的时间解决环境问题，抵达环境质量的拐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