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绿色转型，是推动整个国家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所在。企业的绿色转型，需要企业自身的努力，也要政府的积极作为。中国环境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合会”)“国家绿色转型治理能力研究”课题组对提升市场的绿色创新动力和将环境外部性内部化的能力予以重点关注。课题组提出，要实现企业的绿色转型，必须要不断增强相关制度供给能力，通过一系列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来引导企业，让企业追逐利润的主动行为服务于国家绿色转型的战略目标。
问题一：如何通过财税政策将生产和消费领域所产生的环境成本显性化?
正确的价格信号，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必要条件。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政府干预煤、石油、天然气等关键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使得价格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以及对生态环境损害程度，导致资源消费过快和开采过度。偏低的资源税更是无法反映资源破坏和环境治理的成本。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
如何让市场机制发挥配置经济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课题组支持专家、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俞海认为，“十三五”期间，各级政府应当由过去的直接参与推动行业、企业的绿色增长，转向更多地为地方、部门和行业绿色增长创建制度和创新环境，运用约束和激励手段为“十三五”绿色增长提供保障。
课题组中方组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薜澜介绍说，为加快推进煤、油、气等重要资源产品价格改革，必须建立健全环境产权制度，建立环境资产产权交易市场，从而使有限的环境承载力资源经过市场选择而流转到获得更高效益的生产领域。
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对企业和社会来说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利益问题，对消费者来说也不是简单的价格高低问题。它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绿色转型的国家战略为推进重要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方面，需要有序放开对重要资源性产品的价格管制，建立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形成机制;同时，也要不断调整完善资源税政策，通过税率的合理确定来充分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并将环境损害成本内部化，形成不同资源之间更为合理的比价关系。
“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能源和水资源消费指标，碳及污染物排放交易机制。根据不同地域的禀赋以及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设定不同的总量控制目标，根据效率和公平标准设置不同地区的交易配额;改革资源价格，除限额内居民用电和农业用电外，所有用电实行同电同价，提高到合理市场价格。根据用水的全成本制定各项用水价格。”俞海说。
问题二：如何让企业利益与环境成本形成联动?
江苏省南通市创新实施了企业环境行为评级制度，通过达标排放、总量控制、环境违法行为、环境污染事故等 16 项指标，对环境污染相对严重的工业企业进行评定。评定结果从优到劣依次以绿、蓝、黄、红、黑 5 种颜色表示。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依据环境信用评级确定。从2009年起，南通市探索实施差别水价政策，对红色企业、黑色企业污水处理费每立方米分别加收0.3元、0.5元。2014年，南通市政府决定进一步提高红色、黑色企业污水处理费标准，全市 82 家红色企业污水处理费加收标准由每立方米0.3元提高到0.6元，28家黑色企业加收标准由每立方米0.5元提高到1元。差别水费由供水部门统一收取后缴入财政专户，实行专款专用。红色、黑色企业次年环境信用等级达黄色及以上后，按正常标准收费。
南通市结合市场主体的环境信用评级，通过差别化定价方式，降低环境外部性影响，促进绿色转型的做法极具现实意义。
一直以来，由于中国的绿色消费市场落后，各种有利于绿色消费的税收和补贴政策不完善，导致企业在环保方面的声誉、信任等社会资本难以转化为实际经济效益，导致企业自身绿色转型的动力不足。
对此，俞海认为，国家应该针对关键领域制定绿色投资的长期计划，引导社会资本进入绿色部门和产业，提升绿色投资的系统性、有效性和利润率，提高投资主体的活力;逐步减少或取消针对化肥农药、渔业捕捞、化石燃料和过剩产能的不良补贴，将有限的财政资金集中、系统补贴到绿色增长的关键领域。
如何通过多种手段激励绿色技术的创新和应用?课题组提出，政府应利用多种手段，为企业研发、应用绿色技术提供经济激励。研究采取与绿色导向商业模式创新要求更相适应的政府监管方式，真正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同时，调整财政资金支持方式，整合包括节能技改财政奖励基金、淘汰落后产能专项资金等在内的财政性基金，探索建立政府公共引导基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健全包括投资补贴、产出补贴、消费者补贴等多层次的财政补贴体系。
一方面，当前，市场对企业绿色发展缺乏正向激励机制;另一方面，企业获得的绿色转型资源也严重不足。
由美国可持续发展联盟、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天津市政府共同成立的中国首个绿色供应链管理市场化综合服务平台——天津绿色供应链服务中心的建立，推动了美国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在我国本土化应用。
在过去几年中，这个由政府、行业协会与企业合作共建的多样化平台网络，初步建立了绿色标准认证和企业环境信息数据库，拓展了各类市场主体参与绿色转型治理的渠道。
然而，由于绿色技术平台、绿色供应链中心、企业环境信息平台分布较为分散，各类平台网络之间的链接性、共享性与开放性不足，限制了绿色资源、绿色技术、绿色产品以及绿色供应链管理服务的整合与共享。
在采访中，课题组专家建议，应借鉴澳大利亚和德国绿色发展经验，支持地方政府、研究机构与企业合作共建绿色产业联盟和中小企业网络，加快适宜绿色资源技术的共享与合作。
问题三：如何让中小企业参与到绿色供应链条体系中?
在宜家、沃尔玛、爱普生、苹果等跨国公司的推动下，汽车、电子、化工等领域的代表性企业建立了绿色供应链，并得到严格实施和执行。由政府部门、采购商、消费者和第三方审核机构等共同参与的供应链治理模式日趋完善，并取得了良好的运行效果。比如，应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华为与中国移动、中包精力公司建立三方循环共用模式。2011年，华为绿色包装发货总量达到 4.76万件，主设备绿色包装应用比例达到79%，回收率达到86%，约合减少森林木材0.53万立方米、二氧化碳排放1.3万吨。在跨国公司的推动下，从2005年开始，宝钢、创维、上海通用等国内代表性企业开始推行绿色供应链。然而，中小企业绿色供应链参与能力较低。受财务约束、企业间信任、技术知识、环境标准、税收制度等因素的制约，许多中小企业没有参与到绿色供应链体系。例如，2010年全球供应链协会共同发布的《中国绿色供应链调查报告》表明，36%的受访企业认为贯彻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最大障碍在于成本过高。
除成本过高的因素外，目前仍有许多企业尤其是一些重污染企业，绿色发展理念落后，对绿色技术、绿色供应链等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差，对企业在环境保护中的社会责任考虑不足。许多中小企业没有能力参与到绿色供应链体系中。
课题组专家表示，国家应该鼓励金融机构提供绿色金融服务，为实施绿色供应链的企业提供融资支持。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机构共同出资的方式，建立“绿色供应链发展基金”，设立绿色供应链自愿项目，加快在重点领域推行绿色供应链管理。
原标题:如何释放企业绿色转型原动力？
